但田中正明把实际时间推迟到13日下午，那就是虚构的欺骗。
日军12月11日曾经突入光华门，但被我教导总队军士营所击退，日军伊藤善光少佐被我军击毙。12日下午才正式突入光华门。12月12日中午12时，第6师团的山田工兵部队在中华门以西爆破成功，使城墙出现缺口，长谷川部队用绳梯登上城墙，窜进南京城里。很明显进攻中山门的伊佐部队与从光华门、中华门进攻部队攻击进展迟了一天时间。12月12日和13日南京城内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1937年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在原铁道部里下达了“停止抵抗，撤出南京”的命令。各部队立即就地动员，按照命令的要求，分别利用夜幕，向不同方向撤退突围。可以说“南京城内是个无抵抗的城市”。那么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未经攻城战斗便从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侵入南京城内，何来的“顽强的抵抗”的呢?
第四部分第50节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7)
13日下午，在南京城内日本军实际行动情况又如何呢?
[十二月十三日]，随着占领区域的逐步扩大，我海陆空军从下午二时停止轰炸，中央军官学校、国民政府等机构，先后落入大野部队之手。另一方面，前日开始一直在城南一带进击敌人的部队，把敌人不断地赶向城北丘陵地区。我军城内的扫荡战，在黄昏前终于结束了。(引自日本国际画社1938年2月1日出版的画报《开始总攻南京》，见《档案》第16页)
上述文字清清楚楚证实了日本军在南京城内的扫荡战，于13日下午“黄昏前终于结束了”。这里又揭穿了田中正明把“12月12日下午，中山门外与城里的情况”移到13日下午的鬼把戏。直到翌日下午4时，日军才完全控制了市区”的内中便隐藏着屠杀中国军民的阴谋。
南京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后来曾与日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有一次谈话，对大西一13日下午在中山北路看到的“激烈的枪战”作了具体地回答：
[十二月十三日]，进入城内的一部分日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中心的从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条马路，约五公里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大西一在13日下午在中山北路看到的所谓“激烈的枪战”，实实在在地看到的是两条血路中的一条，即中山北路上血腥的大屠杀。而12月16日下午经过中山北路的佐佐木元胜在《野战邮政旗》一书中，对汪良的介绍作了印证：
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町(每町约合109米——作者注)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二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杀。其中好象也有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的中国兵。(上册，第216页)
这里所谓“脱去军装换上便衣的中国兵”便是难民，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中国兵”的好几倍。
南京城内是个无抵抗的市区，不仅中国人实事求是地一贯声称，而且被外国人目睹所证实。南京陷落时，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先生一直留在南京，并组织收容难民工作，曾秘密地记录下日军的暴行，他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写道：
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作，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入江中。
雷伯先生说：“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那是事实。但说“日本军至少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那就相差太远了，也许所指仅限于安全区附近被杀害的“五千人”而已。
1982年，我《人民日报》谴责日本教科书把南京无抵抗的市区写成了“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歪曲了历史事实，是地地道道的无耻谰言。田中正明此一虚构，到此也彻底破产了。
虚构之七，谎称“正确对待俘虏”的问题，是因为屠杀俘虏为国际法所不允许，表明日本军野蛮，丧失国格，而且战后要追究指挥官的战争责任。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却无视国际法，竟“决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作俘虏处理”。(《记录》44号，第19页，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
田中正明从为日本军抵赖罪恶出发，虚构谎言说：“所谓杀害俘虏，完全是无中生有。在部队转移时都让他们返回了家乡。”(见《虚构》第154页)。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且来在《虚构》一书中找到日本的前田雄二在《在战争的激流中》中写道：
翌日(12月16日)，我和新井及照片中的祓川等人一齐前往军官学校(即中央军官学校——作者注)观看“处刑”。关在校舍一角的俘虏一个个被拉到院子里面来。下士官令他们向前面的防空壕方向跑，早已做好准备的士兵用刺刀向他们背后刺去。对于惨叫着栽入壕内的俘虏还要补上一刀。学校内共有三处这样的“刑场”。
另外，松川晴策(千叶铁道第1联队.陆军队长)说：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大概是15日或者16日，在下关码头，我曾见到陆军士兵让中国俘虏每六人排成一列，然后用刺刀把他们挑死或者用枪把他们打死。(见《虚构》第149页)
田中正明接着说：“看来在17日入城式前夕确曾有过这类处刑”，但又诡辩说“绝非什么大屠杀”。用他们的观点来解释，日本兵用俘虏作靶子进行刺杀训练也叫做“正确对待俘虏”?
《铁证如山》一节中已说过，日本军对待中国俘虏一概都杀，未曾饶过一人，无需加以重述。这里仅就日本军指挥官对中国人的认识，由此发出的命令和对待屠杀的行为加以引证和补充。
松井石根指挥侵华日军来华作战的任务是“膺征”中国，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在攻打上海时便在《阵中日志》中写道：
然上海附近之中国军民，受蒋介石多年排日侮日精神影响颇深，无不对我军同仇敌忾，直接间接采取诸多不利我军之行动，乃至妇女儿童亦自动成为义勇军之一员，或担负密侦任务。
松井仇视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也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鉴于非正义的心理，第10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后便深有感受地认为：在支那山川草木都是敌人。
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步步紧跟进攻的日本军前进，他在属第10军的第6师团司令部里看到一个文件，其中说：“不许共产主义暴虐，为了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见《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的情况异常》)另在《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中也记载着：第6师团司令部在向昆山进攻的途中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烧毁。”初步体现了日本军“三光作战”的政策，随后又大加发挥和不断地升级。
事实证明，仇恨中国军民的思想在日本军将领中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对待俘虏斩尽杀绝是他们的既定政策。有充分证据表明，华中方面军在进攻南京的布置中未曾提到对待俘虏如何处理的问题。田中正明引用松井的《阵中日志》为“正确对待俘虏”之虚构进行诡辩，欺骗不明真相者，以便蒙混过关。但我们查遍了他引用的《攻克南京城纲要》和《进攻南京及入城后之注意事项》总共615个字，其中却未见“俘虏”一词，“正确对待俘虏”又从何谈起呢?1937年12月8日，松井在给守卫南京的中国部队《劝降书》中说：“百万日军，业已席卷江南，南京城正处在包围之中。”又说：“日本军对负隅顽抗的人将格杀勿论，但对一般无辜之良民及没有敌意的中国部队将是宽大为怀，并保障其安全。”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和《进攻南京及入城后之注意事项》未曾提到如何处理俘虏问题，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有意省略。《劝降书》中的第一句“意识到将有大批中国军人被俘”；第二句“是处理俘虏的方针”，即“格杀勿论”和“宽大为怀”相结合的方针。所谓“宽大为怀”只是对中国部队官兵抵抗意志的软化，诱引他们投降，是欺骗手段。因此，“宽大为怀”是假，“格杀勿论”是真。
第四部分第51节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8)
从田中正明引用的“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松井的《阵中日志》中大部分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反证的线索：他在《攻克南京城纲要》和《进攻南京及入城后之注意事项》中用“回避处理俘虏”极关重要的事项替代将俘虏斩尽杀绝的命令，用“宽大为怀”的欺骗手段替代“对俘虏一律格杀勿论”的方针。这个论断恰恰与“降魔的利剑现在已经出鞘，正将发挥它的神威”的叫嚣相互印证，一点也不牵强附会，而且前者是前提的暗示，后者是内容的执行，正好形成因果关系。